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十八大以来三年多的国家治理发展进程彰显出：“大国治理战略”是一以贯之于习近平全部治国理政实践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是指导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的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把握时代脉搏，顺乎民心民意，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掌舵中国巨轮行稳致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是既往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又是现实大国治理的实际需要；既是“若烹小鲜”之“治大国”理念的思想衍生，又是国家发展的理论指南。

 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体现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思考，即对大国治理之战略方向、战略布局、战略基础、战略关键、战略力量、战略引擎、战略方位等方面的深切考量及由“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理念而来的精心实施，既是其个人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之具体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国治理方略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国治理哲学思想之精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战略方向：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还特别强调，这个梦想“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与不同国家民族梦的对接，既是为了让世界人民充分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及其所需要的发展环境，也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大国治理的目标追求。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目标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努力。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自信的充分体现。分两步走实现中国梦，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更关乎中华民族能否抓住机遇实现自强自立，使古老的中华文明重新焕发夺目的光辉，为人类的不断探索前进提供文明的光照。中国梦的提出，不仅道出了中华儿女藏之于胸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凝心聚智共同奋斗的目标。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时，十分强调民族、国家、人民三个主体因素的有机结合。他指出，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他特别强调：“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中国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习近平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他语气平和而坚定：“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

 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面临着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风险。习近平深刻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在这个阶段，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发展为谁发展是发展的核心要素。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刻地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

 当前，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强调，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胆子要大，就是要在既有改革成就基础之上，集全党智慧、汇全民之力，做好顶层设计，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以刮骨疗毒之勇气实施全面改革，无畏无惧，打一场新的改革攻坚战。步子要稳，就是要深入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领导保障，保障改革事业的稳定和顺利。 

 习近平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这是“四个全面”作为重大战略布局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战略举措不放松，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战略基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近代以来，中国成为各种力量的角逐地，各种制度的试验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成就了今日之中国——一只已经觉醒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的拿破仑曾说，“人是根本无法决定未来的，只有体制才能决定一国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把如何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作为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把坚持依法治国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因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再到五中全会，制度建设层层递进，一步步落到实处。

 习近平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且必须承担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他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特别强调制度建设要适合本国国情，强调制度的本土性。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粘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国内一些学者关于政治制度特别是宪政法治的认知，多囿于西方话语体系而不能自拔。一谈宪政，言必称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一人一票；论及政治转型，则以西式民主为不二典范，唯其马首是瞻。

 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实际上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大国在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时需要更加注重民族精神血脉和历史精神的延续。他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他还指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并引用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话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是一针见血：“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紧接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战略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斯特在《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中说：20世纪初，中国是国际政治的对象而不是角色；随着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20世纪第一个统一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角色。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全面深刻地提出了一个崭新论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概括。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在其得到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诸多顶尖学者广泛赞誉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中，用翔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对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严重质疑。

 市场经济需要外部制衡的力量，这一力量必须来自于以制度为表象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而必须来自于一个能够以全体国民之利益为其根本利益而非以内部人控制为特征的执政党的坚强领导。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之飞速发展，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法治建设的不断提速所带来的令人鼓舞的绩效和预期以及稳定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执政党。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一个方面的进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进步有关。”他还指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表明，这两方面的不协调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治衰败和社会解体的根源。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将“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两大古怪点之一。早熟的超级稳定的且不可避免日趋朽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甚至前者对后者的阻碍，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一大诱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并以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自我实现机制，这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共生并行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响亮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政治自信之实践来源。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也是改革开放中不断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期我们立下的军令状。针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发出的警告振聋发聩：“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习近平严肃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怎么办？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关键及核心力量作用，“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这一阶段性战略目标，要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战略关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保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战略力量：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条基本要求。其中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深情地说，“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篇仅1500余字的讲话，19次提到“人民”二字，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我成长力量之源的高度认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充分尊重人民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执政党的坚定目标，也是人民的强烈意愿。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挥人民主体性，要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为了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千百万优秀中华儿女毁家纾难，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印度学者兼社会活动家阿肖卡·梅塔在评论共产主义在印度毫无市场的原因时曾感慨地指出：“一个大党不是一天所能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是革命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党。……但是在印度，若想通过正常的途径形成一个大党，把分散于50万个村落中的数百万人鼓动起来，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正是通过革命，历史考验了中国共产党并赋予其庄严使命，人民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并追随她奋斗不息。南湖的小小红船，历经风雨，劈波斩浪，最终成长为一艘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超级巨轮，应时而现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力量，正满怀信心地执掌着这艘巨轮驶向复兴的彼岸。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

 发挥人民主体性，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第一次到外地调研，选择了“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更是铿锵有力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发挥人民主体性，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战略引擎：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余年，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代价不菲。资源配置错位、治理模式单一、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结构失衡等，都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转型。特别是当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曲折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可以说中国经济不转型已难以为继。习近平指出，“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所谓经济转型，就是要加快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的一个结论就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也是决定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现象，每一次科技革命总会伴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英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崛起，德国、美国、日本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崛起，而肇始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同时伴随着德国、日本的再次崛起，同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崛起成为世界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关于古代帝国衰落的原因，《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给出了简洁而准确的解释，“各个古典文明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其生产技术的相对停滞不前，而这种技术水平的停滞状态则又导致社会生产率长久地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在16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心，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却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科技革命，这一“李约瑟难题”迄今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但关于制度的落后对技术进步的阻碍却是共识。

 对于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也是习近平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他还形象地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十八大闭幕不久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提出了经济活动中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强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战略方位：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稳定和平的地区国际环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在任何力量的阴影下成长，也不可能无视周边环境独自埋头发展以至于授人以“搭便车”的把柄。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外部成长空间的自然拓展不可避免会受到反弹和挤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和窗口，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的成功转轨转型，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考验。

 20世纪90代中后期以来，做“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理论上，负责任大国至少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兼具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即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开放包容具有吸引力及示范作用的制度文化内涵；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稳定和国际秩序，即具有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等）的能力。在历史上，盛世时期的中国曾是东亚地区负责任大国的范例。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一贯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极端民族主义，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在稳定发展自身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和稳定国际秩序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习近平明确提出三个“更加积极有为”：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更加凸显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为联通世界发展世界稳定世界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和谐友善的国家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指出，“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他还强调，中国越是发展，就越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时，习近平提出了“两个机遇转化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这就需要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于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培育本源的文化自信，开展和睦开放的文明交流，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和重要战略支点。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中华文化优秀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具有永久的价值魅力，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核心，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的价值基础。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掷地有声：“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对传统文化的无比自信和坚定自觉，是携手台港澳同胞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文化统一场，也是与其他文明开展和睦开放交流的底气之所在。

习近平特别强调文明的交流互鉴，他认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开源性成就了我们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民族。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包容的民族更具坚韧的生命力，包容的民族更具强大的文化基因。世界历史也告诉我们，冲突的诱因只是利益的纷争而非文明的不同。所谓“文明冲突论”，难免给人留下掩盖强权霸权之说辞的口实。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强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作为活水源头，既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构建大国治理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饱含着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温情与敬意，具有极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极其浓郁的民族情怀。作为大国领袖，习近平有奋发进取的历史担当，有行稳致远的历史耐心，“有为”蕴“无为”之理念，“无为”显“有为”之方向。其大国治理战略思想律动着大国脉搏，充盈着大国智慧，洋溢着大国风范，展现着大国情怀；其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滋养的自然之果，是全球化未来期望走向所必需的人类文明公约数。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理论生成的厚重历史感与活泼实践性，其自洽的科学理论体系，无不闪耀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光辉。

 新的实践孕育新的思想，新的思想指引新的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全面实施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昂首阔步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之路，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是文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