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术界热衷于用各种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解说，其所形成的滔滔之势反而混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目标、内在逻辑和理论机理。澄清认识误区，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理论误读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其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拉弗的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拉美和东欧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此，以之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开出的药方自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肩负的“宏观稳定+消除扭曲+新动力机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调整任务，需要超越简单的产权体系改革。

 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误读，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困境：

 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简单化表象化的理论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公众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简单的减税、简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或者简单的政府管制或计划。事实上，这些简单化的政策主张都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甚至与之南辕北辙。

 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汇率大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品市场萧条、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实体经济危机与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

 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必须超越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对立与争论，跳出“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强化结构性视角、制度性视角和增长模式转换视角。在短期，应关注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以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结为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归结为以“整体主义+政府干预+部分计划化”为核心的左派结构主义。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根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层次的多元叠加。因此，有效之策不是简单地利用政府干预甚至计划模式来取代市场以治理市场失灵，也不是以彻底的市场化来替代政府，而是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工具进行综合治理。

 既着眼本国实际，也具备国际视野。把本土视角与世界视角结合起来，就不会把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归结为全球分工体系重构，而会看到沿用了多年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和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现今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战略重构以及调整相应政策和制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同时也不能简单强调中国路径的特殊性，将本次结构性调整独立于世界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再平衡之外，而应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找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跳出认识局限和理论误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能够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科学答案。正如人民日报文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权威人士所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基点，正确认识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含多重任务：从长期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类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之举；从中期看，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步骤；从中短期看，克服各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近期看，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内容的五大歼灭战是发展生产力的切入点。

 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因此，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是否有利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是否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

 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一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基于要素投入的各种要素市场促进政策；三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类改革；四是有利于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性政策；五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各类创新战略。这些多层次的增长促进举措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显然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所开出的药方。

 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一是通过并购、破产等方式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软预算约束纽带，构建新型平等竞争体系；三是通过建立多层次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创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过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形成适应新阶段全球竞争的市场主体，实现技术与产业跨越式发展。

 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将这些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借鉴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内涵，就能持续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