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坚持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建立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

　　明确的发展目标、科学的规划布局，是我国抓住发展机遇期实现更有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础。设定战略目标时，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底线，将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列为主要目标。制定政策时，要优先考虑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同时必须加强对战略目标和规划布局的主导和影响；一方面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职能定位，同时要在具体的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方面体现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和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维护。

　　其次，体制机制和制度性建设是发展理念调整的保障。发展理念的转变与调整，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质量。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发展理念的一些错位，已经积累形成了新的增长矛盾。必须树立公平竞争决定发展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决定发展活力等基本理念，通过改变市场环境，形成内生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有必要先改革经济增长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经济增长质量考核指标。更关键的是，要同完善干部考核标准、选拔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竞争局面。

　　第三，公平竞争环境决定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增长活力、结构调整动力、企业创新能力，应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的环境来实现。市场的驱动力一旦显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将被激活。当前的重点是加快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一是通过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形成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要解决好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银行信贷和创新管理体制方面的公平政策问题；二是要推动管理方式创新，规范各种税费标准，清理不合理的企业税赋，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三是要强化公正执法能力和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树立诚信经营的社会价值观。

　　第四，突破重点领域改革是关键所在。对中央财政影响小、成本较低的领域可以先启动，可能带来成本上升或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的改革举措应有充分论证，而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投融资市场审批则应往前排。目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一方面是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发展环境的约束也成为重要因素。因此，要以投融资体制改革作为重点突破领域。

　　第五，扩大开放的顺序选择是倒逼改革的基础。在对外开放方面，应选择有利于增添增长活力的领域率先实行开放，开放力度应同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统筹考虑；加快制造业的开放是当务之急，要相信中国制造业仍具有潜在竞争优势。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成功的改革、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利于我国加快同全球经济的融合。而加快推进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处理改革开放的关系时，应特别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