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反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监督，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反腐之所以发展迅速，正是由于发挥了网络的隐蔽、方便、快速、低成本等特点，利用了网络信息传递的时空虚拟性、可复制性、超链接性、放大扩散性。在互联网时代，人人手中有麦克风，都是信息产生、再加工者。一旦涉腐事件在网络曝光，将会被广泛转载、评论，吸引大量网民、媒体聚焦，实现个体信息―网络信息―社会力量的转化。在互联网反腐事件中，相关信息发布人行为动机比较明确，旨在促使个体事件进展遵循网络曝光―公众聚焦―职能部门介入这一路径，最终将民间个体行为转入正式组织工作体系。在女记者微博举报人大代表事件中，当事人互联网发布信息后，相关纪委成立调查组开展核查，之后举报人通过接受纸质媒体采访进行回应，于是这个互联网反腐个案就彻底转入正规处理渠道。

通过对一系列个案梳理，会发现互联网反腐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前端举报，即举报人直接将举报内容发送到互联网，并没有按正规途径向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等职能部门举报或表明向某职能部门举报。“表哥”事件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对此类互联网举报，职能部门在信息获取、处理环节如出现滞后或缺位现象，易引发不良影响，影响自身的公信力、美誉度。另一种是后端举报，即举报人向职能部门举报后，对办理处理结果不满，将举报内容、办理过程发送到互联网，引发关注、评议，对职能部门工作造成压力。从现实情况看，这类举报数量较少。职能部门因已先行调查，在收集证据、核实问题上如有充分保障，不易引发较大舆论事件。

实践证明，群众信访举报是了解社情民意、获取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我们注重发挥群众在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反对“运动式”、“情绪化”反腐，主张制度化组织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面对互联网日益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阵地，在保障群众参与反腐热情的前提下，当务之急要解决好互联网反腐的无序化、自生长问题，要将互联网反腐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这就需要理顺职能部门反腐与民间个体反腐之间的关系，实现制度反腐对互联网反腐的有效承接，加强对互联网反腐的引导、整合，将互联网反腐信息有效转化为案件线索来源。

这就要充分考虑互联网传播信息特有的规律，建立一套与传统工作方式不同的应对模式，在互联网涉腐信息收集、核实、回应等关键环节上想办法、下功夫。在信息获取环节，完善互联网反腐信息收集机制，建设专门的网络舆情队伍，与知名网站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及时掌握涉腐网络舆情动态。在信息处理环节，建立互联网反腐信息快速报送办理机制，对互联网反腐所涉及的违纪贪腐线索要“闻腐而动”、“跟腐而进”，做到准备足、调查严、定性准、处理稳。“房叔”事件的处理过程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有关部门以快速调查、及时回应的方式赢得了网民的信任和支持。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环节。当职能部门接触、约谈举报人后，应及时通过网络发帖告知受理情况、现实接触后签订双向承诺等形式约束举报人的互联网继续发帖行为，依法规制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边界，避免因举报人泄露相关工作细节，将舆论关注点转向职能部门，影响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信息反馈环节，建立互联网反腐信息查结后分类处理机制，对于经查属实、需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举报，做到及时公开调查处理结果，以实际成效取信网民，从而消除、减少负面影响。对于经查不实的举报，做好解释、引导工作，及时让网络舆论热流冷却，让网民关注点转移。对于发布虚假信息、捏造事实、诬陷诽谤的举报，追究有关信息发布人员的法律责任，还被举报人一个清白，给网民以守法教育。在信息危机干预环节，纪委要与宣传部门、网宣办等单位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发挥各自职能，做到信息共享、共同应对、相互补位，化被动为主动，及时有效做好应对工作。

在信息化社会，如能有效地将互联网反腐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充分利用好群众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的政治参与，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反腐将充分释放其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