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及至2018年为期已十年。本轮积极的财政政策最显著特征是持续高强度减税增支，2018年减税增支再加力。

 从减税角度看，2018年是近年来减税规模最大的年份，减税额突破1.3万亿，相当于2013—2017年五年减税总额的40%，占2018年税收总额比重8%。从增支角度看，一般公共预算赤字额保持改革以来最大额，达2.38万亿，赤字率为2.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破突破22万亿，同比2017年增长8.7%，比2013年增长57.5%。

 回看我国2018年高强度减税增支，共生的是6.6%的经济增长率和8.3%的税收增长率。这说明高强度减税增支不仅没有恶化财政运行，而且切实起到了助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分析，我国的高强度减税增支具有强烈的结构调整效应，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顺应人民对公平的追求，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最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通过减税建立税收稳增长长效机制

 2018年的减税是在深化税制改革基础上实现的。这种减税实质上是大幅减轻税制对市场的扰动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

 比如深化增值税改革，2018年把四档税率归并为三档，从5月1日起还将17%和11%两档税率分别下调了一个百分点。过去制造业、采矿业、商业适用17%税率，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适用11%的税率。这几大行业提供的GDP占GDP总额比重高达55%。显然，这种改革是对骨干行业的长期性减负。特别是制造业增值税占增值税总额比重近40%，改革对制造业稳增长的刺激力可说居各行业之首。

 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本质上是消费课税，深化增值税改革减轻企业增值税负担最终是在降低最终消费者负担。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加工制作以及生活服务业增值税负担下降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强化。由于最终消费环节增值税占增值税总额比重在20%左右，深化增值税改革对消费扩张的刺激仅次于对制造业发展的激励。

 有必要指出：2018年消费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76%。实际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依赖度提升已是趋势性现象，因而可说增值税改革顺应了这一趋势具有降低消费品税负的长期功效。

 增支重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兼容并蓄

 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良性互动关系，社会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需求扩张条件，经济发展则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物质保障条件。

 从政府角度看，当前和今后促进社会发展的抓手是分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基本公共服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为全体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从财政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求不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选择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明确要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划分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而且要以标准上移为原则核定支出金额。

 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持续强劲扩张在所难免，不打赤字不可能应对。2018年的支出数字表明，增支主要是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把资金投向民生保障重点领域。

 个人所得税改革重在把稳增长和民生政策要托底有机结合起来

 2018年减税的重大突破点是从过去重在给企业减税转向企业和个人高强度减税并重。这项改革实现了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已带来1000亿减税。

 概括起来改革有三大减税点:一是提高综合所得课税费用减除额；二是扩大适用低税率收入金额；三是增设专项附加扣除。概言之，上述三大减税点表明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减税强度高、涉及人数多、政策发力精准、制度突破大四大特点。同时也彰显出个人所得税制度对相关社会政策的支撑作用。

 个人所得税制度并非仅具财政收入筹措和收入分配调节两项功能，还是调节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而且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工具的作用发挥空间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