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未发生根本变化

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但并未改变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体走势。

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仍是主要趋势。2011年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已分别比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增长44％和27％。从政策层面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政策出现双向调整的迹象，多数国家继续开放并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政策，2011年全球共有67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新政策出台，限制性政策的占比已从2010年的32％下降至22％。在制度安排层面，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1月，已向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通报的RTA总数达到546个，较2012年1月增加35个。而且，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也出现转向与重要经济体、建立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制度性安排的趋势。

二是跨国公司继续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国际化生产布局。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由于日益重视拓展海外业务，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根据贸发会议的年度调查，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

三是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和创新活动的爆发期。近两年，各国加大研发投入、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和应用、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为特点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各国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促使各国深切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

全球化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新动力。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000年至2011年，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在全球的比重从66％下降到48％，而24个新兴经济体（E24）的占比则从16%上升至29％。从贸易和投资额看，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从16％提高到28％；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l达6800亿美元，首超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实力和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规则制定者。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激发了经济活力。从经济增量看，2008年至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

第二，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各国面临全球化新挑战。一是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加剧。未来5年，新兴经济体消费增长尚难以弥补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将日益加剧。二是对技术创新和引领新兴产业的竞争加剧。据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将明显高于OECD国家，预计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增长l.2％，而中国和印度的研发将分别增长11.6％和12％，各国在抢占全球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三是对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竞争加剧。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亚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积极研究以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中的收益。另一方面，各方围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纷争不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参与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权利，如在全球性组织或区域集团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以反映其发展诉求。而发达国家则采取多种手段力求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如美国力推TPP，希望以国内法为模版塑造高标准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并向全球推广；欧盟重新修订贸易防御体系，倡导绿色经济和碳排放交易规则等。

第三，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区域一体化趋势增强。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一是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不断完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美国强力推进TPP并不断吸收亚太区域成员加入；中日韩自贸区和涵盖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启动谈判，东亚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二是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欧美于6月宣布启动两大核心市场间的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三是排他性有所增强。例如亚太区域一体化倡导兼容、开放，但近期有了一些变化。TPP虽然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强调高标准、全面一体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装和鞋只有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对谈判进程严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现。四是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在欧债危机重压下，2012年底“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路线图的达成，意味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美国在力推TPP的过程中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全面一体化涉及成员国国内经济管理政策和体制等领域。总体来讲，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较为困难，各国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的制度性安排更加积极，区域一体化将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在亚太地区，短期内实现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自贸机制的可能性不大；在发达国家，欧美自贸协定能否达成要看自身发展态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外部压力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四，世界经济管理架构重建，全球治理难度加大。危机后，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规则，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在遏制危机蔓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各国通过G20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取得初步成效。随着危机的逐步缓解，各国之间、特别是G20内部各种矛盾分歧日益显现，利益博弈复杂性上升。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已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发达国家部分话语权的让渡，并未使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提升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诉求和关注议题不同，未来全球治理的难度必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资源短缺、外部需求减弱、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还存在不少“逆全球化”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比如，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新矛盾的产生；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恶化；全球治理和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等等，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亦不可忽视。

积极迎接更具挑战的全球化

第一，利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合作，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整合将成为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并带来市场机遇；而随着全球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加剧，我国也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压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潜力将受到挤压。在应对思路上，应充分利用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开展互利合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增值空间。

第二，制定整体战略，积极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近期各国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新趋势，将对我国产生显著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为此，除了继续支持以多边为主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我国需加快制定自贸区总体战略，在扩大公众了解、加强内部协调、减少国内阻力的基础上，加强与不同区域、不同特点经济体开展大胆接触和深度探讨，加快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建设。

第三，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争得更大发言权和实际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规则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切身利益，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尽办法予以制约。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应看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市场开放重点与改革长期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既要像入世抉择时“以开放促改革”，也需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