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赶超模式与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现有产业结构与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目标相适应，是经济赶超模式的产物。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经历不同阶段，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有其特殊性。过去几十年，我国选择经济赶超发展模式，这是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合理选择。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以廉价劳动和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靠持续的货币投放来满足企业投资需求，通过外需来消化巨大的产能。与这样的国民经济循环过程相对应的是经济的高投入、高产出特征，其好处是能实现快速增长、迅速做大总量，缺陷是增长粗放、结构不合理。

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看，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出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起飞阶段）；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个拐点（库兹涅兹拐点），人均产出在越过该点后其增长呈递减趋势，即规模收益递减。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个拐点位于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区间。我国经济发展整体上还未达到这个拐点，但正在逼近该区间，部分东部地区已进入该区间。

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改变。我国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拐点很可能在未来5年内出现，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将很快消失。不仅如此，随着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出现，年龄在35至54岁之间的储蓄者规模接近峰值，廉价资本供给时代也将结束。第二，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粗放型增长，导致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增长与环境的失衡，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需萎缩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增大。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日益紧迫。

产业结构调整的牵引机制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顺势而为。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历史，可以总结出两个经验事实。一是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持续保持高就业份额。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经历过一个持续近百年的劳动力集聚时期，这个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维持在30%—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则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与此相对照，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结构没有出现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工业部门集聚的现象。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竞争力不高。二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相当于第二产业。这个特征实际是经济逐步服务化的效率基础，表明发达国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产率基础上的。这种效率提高引导的结构演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产业。

可见，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存在的问题在于，只是复制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外壳，但缺少效率支持，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繁荣，遵循了第一、二、三产业的演进顺序，就业的产业间转移也符合由效率提高引导的库兹涅茨规律。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发展明显不足，增长乏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经济严重服务化和低效率路径持续演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扩大，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劳动力和资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倾斜，在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事实上，亚洲成功实现赶超的几个经济体走的就是第二条路径。由此，可以总结出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

效率提高是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分工深化，通过规模化生产获得规模收益，其核心是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库兹涅兹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被称为库兹涅兹定律。如果把这一定律加以拓展，可以认为，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从农业转向工业，而且会进一步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效率提高会同时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

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考察各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这可以称为广义恩格尔定律。这样，社会需求结构变化也会拉动产业结构调整，使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

需求偏好决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需求偏好相似定律认为，如果两国（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则它们的需求结构也相似。该定律表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是以模仿更高收入者为目标的，进而带动产业升级。近年来，我国整体消费需求逐步与中高收入经济体趋近，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提高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

以效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贯彻落实这一精神，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应注重通过效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政策上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明显不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也不一样。从政策角度看，东部较发达地区应放弃过去干预产业发展的做法，着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西部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需要发展的产业，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加强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获取外部人才、技术等。就全局来说，应坚持全国一盘棋，在税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不同地区和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向前迈进。

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形成反映产业和企业真实效率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够反映各个产业的效率高低，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的，但目前还有一些重要产品价格没有市场化，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利率等的价格改革还有待深化，相对价格体系还不尽合理，因而难以显示产业和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所以，走效率提高引导结构调整之路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

保持制造业优势，在此基础上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有明显竞争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并不意味着放弃制造业，而是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制造业升级。同时，应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提高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扩大服务业规模，特别是要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准入门槛，并使其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