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定性表述是比较充分的，但在数理模型构建和量化方面相对薄弱，这会影响其在全球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因此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中国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定量解析，十分重要，也有利于提升其认可度和普适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系统阐述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思想。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经验也是重大的经济学理论创新。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此，我们邀请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博士和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刘津含博士做客本期栏目，探讨如何用定量方法讲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中国故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缘起于中国，可供选择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如何基于中国实践借鉴相关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2023年的经济政策方向？

 宗良：纵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历程，围绕着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思想认识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建立，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关于这个领域，我在新著《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基于理论模型视角》中进行了较有针对性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妥善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难题。”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既提出了一道“难题”，又指出了经济学家努力的方法和方向。

 第一，时代发展呼唤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践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市场机制有利于创新，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提高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如果放任其发展，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凸显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促进了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胀”，导致以政府需求管理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被摈弃，西方新自由主义(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开始占据上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困境，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情况，相关经济理论无法进行合理解释，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理论孕育着新的创新和突破。可见，市场和政府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场和政府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则将会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源于卓有成效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模式的建立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国际合作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从改革初期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到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模式以及相关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中有效，而且包含了很深的经济学逻辑，是成功实践和经济理论创新的精髓所在。中国持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激活了要素市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了潜在增长率，为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中国故事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泉和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以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规模较小，即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总量也相对较低。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了量、质、速的有机统一，多年来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安全稳定。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正视自己的优势和成绩，把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基调；又要防止高估中国国力和能力的倾向。中国故事就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并创造奇迹的故事，这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知，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种新思维范式。

 第四，在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探索过程中，很好地运用和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应该承认，自亚当·斯密开始的200多年来，众多流派对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相关理论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我们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客观评价。中国重视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但在分析总结西方经济学理论时，比较注意剔除其特殊含义，重视其普遍特征，比如混合经济，其核心内容就是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结合；再如凯恩斯提出的三大需求理论，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也有较广泛的运用。在阐述中国成功逻辑时，也应注意把借鉴的途径和方式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对经济理论创新的探索是有深刻基础支撑的，而这些理论来源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相关理论是一致的。

 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经济学家们的相关重要观点值得关注，比如萨缪尔森强调，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哈克认为，20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要归功于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因此，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强调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提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概念，旨在深入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结合，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措施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较好的宏观调控作用，当然市场作用的发挥也需要通过政府深化改革来实现。在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确立2023年目标及举措。具体看：一是会议关于“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论述，体现了2023年经济发展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有机组合，是一个整体。二是会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并指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可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会议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以及关于相关产业政策的配合等，这些则体现了政府应发挥较好的宏观调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追本溯源，始见精华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支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经济理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

 刘津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中逐步探索出来的。自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到党的二十大提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第一，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改革开放的实践已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没有与马克思等前人的理论相悖，反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运行机制只是手段，不能用于定性“姓资还是姓社”；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市场经济就为什么经济制度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曾说过：“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定位。因此，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原则的基础上，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政府合理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是发生了“化学反应”的升华。中国市场经济因而就具有典型的人民性，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第二，政府与市场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有机结合的关系。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但在各自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实现。因此，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可以建立具有各自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综合国力增强。不同于西方过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方面其广泛运用政府作用这只“看得见的手”，另一方面却对他国的政府作用进行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共同发力和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也不尽一致，但只要是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就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既要建立“有效”市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又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的责任。

 第三，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共存、公平竞争的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由此可见，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两个“毫不动摇”揭示了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近年来，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完善相关产权保护制度，坚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显著增强。未来要努力创造各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 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强化竞争中性，将各项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量化——定性与定量结合，逻辑统一

 《金融时报》记者：马克思曾说，“一门学问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是真正的科学。”如何结合理性分析，进行数学升华，用可量化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宗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定性表述是比较充分的，但在数理模型构建和量化方面相对薄弱，这会影响其在全球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因此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中国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定量解析，十分重要，也有利于提升其认可度和普适性。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方程，可用一个变量(如GDP)表示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然后描述与可能影响它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对于一般的市场经济形态，只需要将上述方程按市场与政府作用因素进行分解，并通过权重确定其贡献，从而形成符合条件的经济增长方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逻辑是统一的，不再像现在西方经济理论各学派都有各自的逻辑。具体逻辑和方法我在新著中有系统阐述，这里择其要点简单说明。

 第一，实现了以定量方式阐述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在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把市场和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统一考量，通过赋予相应的权重确定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大小，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改变了以往经济理论仅基于纯市场经济的前提，各主要学派理论之间的差异通过市场作用参数大小来体现。我们将基于这一模型的理论表述称为“理性综合经济学”。

 第二，对政府作用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对政府作用的重新评估和精细分析是统筹分析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重要基础。某一时点上的经济增长可看作是三部分的叠加，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精细分解。第一部分表示自由市场情况或无政府干预下的潜在产出；第二部分是政府作用对长期或者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部分是短期经济波动。从转型视角看，政府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可大幅度释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效应十分明显。

 第三，关于政策框架体系逻辑的变化。经济增长方程实质上是一套自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得出全新结论。宏观调控理论成为一个集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于一体的调控体系，两者贯穿始终，只是在不同阶段，根据经济运行中总量与结构问题的突出程度，政策组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宏观政策目标来看，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凯恩斯理论给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但这些目标都源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没有指标可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应适当调整：一是从需求侧看，凯恩斯确定的四个目标中的两个，包括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可以统一为经济增长；二是从供给侧看，需要有结构优化的目标；三是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与平衡视角看，应有一个金融稳定指标，统筹物价稳定和守住风险底线；四是国际收支平衡，可继续保留，但内涵将更加深入。因此，我们可将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调整为：经济增长、结构优化、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关于实证结果。基于中国(1978年—2019年)、美国(1925—2016年)数据进行了初步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比例约为“7∶3”，而中国总体市场经济指数处于50%至60%之间。

 第五，关于市场经济评价标准与改革路径选择。大体来说，一个经济体市场作用权重超出50%就可视为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与其他典型市场模式不是“是与否”的差异，只是“度”的差异。可以说，一个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并且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系，属于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得出市场经济模式应具有多样性的重要结论。

 改革实践中关于使用渐进式或休克疗法的路径选择。市场机制建立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突变式，不需要过程；一种是渐进式，需要一个过程。原则上说，对于短期问题、局部市场或者周期性问题，休克疗法更有效。但涉及到比较复杂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则渐进式模式更为有效。中国改革推进的基本路径是：实现了渐进式与休克疗法的有机结合。坚持渐进性改革，推动经济体制的稳步转换；在此基础上，对局部和阶段性问题主动采用休克疗法、实现突变。就类似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也不可能一天长大，需要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但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又可采取针对性的突击策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博采众长，自成一体

 《金融时报》记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对比西方经济思想有何独到之处？

 刘津含：历史上任何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往往都会形成相应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吸收借鉴了一切有利于自身理论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同时，也达成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就，既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现代经济学思想宝库贡献了丰硕成果。

 第一，实现了市场与政府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具有可量化的基因。中国将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证伪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二元对立的单维认知，探索出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只手协同发力的新模式，重塑了市场和政府的新型关系。既要“有效的市场”去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也要“有为的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去弥补市场的失灵。这一理论突破创新了西方经济思想史200多年以来的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观，开拓了未来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径，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将市场作用指数超过50%或某个特定比例作为评价标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一个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并且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系，就是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得出了市场经济模式必然具有多样性的重要结论。

 第二，创新了宏观调控理论，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奠定了基础。宏观调控是中国提出的概念，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对应的表达。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性地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的内涵表现为：政府不对经济运行进行直接干预，而是运用财税、金融、货币等政策工具手段去调节经济总量，实现供求两方面的协调和平衡。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内涵比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理念要更为全面、深刻。中国宏观调控的基础与凯恩斯仅考虑有效需求不同，统筹考虑了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就目标而言，一种较好的选择是：经济增长、结构优化、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事实上，中国曾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思路，分别体现经济增长、结构优化、金融稳定三个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第三，开放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有利于反对保护主义。在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下，发展中国家会被“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局限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一味遵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家贸易规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繁荣也将难以实现。事实上，西方国家历史上经历了轮番超越的过程，比如英国超过荷兰、美国超过英国，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今天中国坚持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对于维护国际贸易规则的平衡，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以及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很有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未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如何发展？

 宗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展现其勃勃生机，在推动变革中不断成熟起来，以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景广阔。

 第一，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既脱胎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顺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潮流。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更是以中国之实践经验破解了经济学理论难题的重要探索。在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也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路径。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从市场经济和政府作为相结合的角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对立向统一的转变，改变了从市场或政府作用的单维思维模式。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放活”与“管好”的有机结合，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机制，弥补凯恩斯理论主要从需求视角诠释宏观政策的不足，建立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体系，将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取得快速发展。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可为世界各国提供全新的经济理论模式选择和公允的评价标准。中国故事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是一个可以让人们憧憬未来的故事，它给全球有关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和理论选择。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论可望推广到国际舞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拓新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