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张借条交给杨至成，请杨至成找徐海东帮忙借款。当杨至成拿着条子到十五军团找到徐海东，提出要借2500元钱时，徐海东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军团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回答说全军团只剩下7000元。徐海东说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

党的纪律，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党的性质、纲领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需要而确立的各种党内法规的总称，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严守纪律的模范。

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

1933年2月下旬，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这期间，因为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路线，徐海东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儿，跑路有我的份儿，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13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得知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川北松潘地区，徐海东积极接应，参与制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决策，明确提出，即使红二十五军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要保证中央顺利北上。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陕甘苏区，实现了与红十五军团的胜利会师。11月，天气转冷，刚在陕北落脚的中央红军给养困难，陕北高原的寒冷，成为中央红军遇到的又一个敌人。如何战胜这个新的敌人，成为党中央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杨至成的报告，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报告分析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提出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元至3000元。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张借条交给杨至成，请杨至成找徐海东帮忙借款。当杨至成拿着条子到红十五军团找到徐海东，提出要借2500元钱时，徐海东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军团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回答说全军团只剩下7000元。徐海东说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之后，徐海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等送给中央红军。

多年以后，徐海东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

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团结

在长征途中，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的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背着中央搞分裂活动，险些断送党和红军的前途。红军中的广大党员，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能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当张国焘逼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时，朱德坚定地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围绕南下还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给朱德施加压力，但是朱德一直很镇静，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一起。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严守党的保密纪律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个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邓颖超事前毫不知情，直到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有外出任务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据秘书回忆，周总理平时和邓颖超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书画戏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颖超不该知道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绝不会对邓颖超说。1964年，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夕，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的会议室主持召开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向周总理请假，说今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就在张爱萍站起身来，刚准备离去时，周总理突然站了起来，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在得到张爱萍没有带的回答后，他仍指指张爱萍的口袋说，再搜一搜，看看里边有没有字条。最后，张爱萍将自己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周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周恩来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他要求秘书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他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对工作人员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作出明确交代。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去世后，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生前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对密级高、时间紧的文件，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

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说，“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