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早”，不是当年样板戏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的创作方法，而是宣传思想领域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俗之风。高，是唯恐概括不高；大，是生怕提法不大；早，是拼命抢在人前。具体表现，就是“戴帽子、贴金子、抢位子”。

    所谓“戴帽子”，就是对上级领导、上级机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说法拼命戴高帽子，明明只是对一般工作实践的初步总结，硬要说成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高度概括、高度阐释”，而且“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理论性强”；明明只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原则设想和初步规划，硬要说成是“重大的战略思想、宏阔的发展思路、明确的指导方针”，而且“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所谓“贴金子”，就是极度美化上级领导、上级工作。只要是上级领导，当然总是“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总是“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总是“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决策力、执行力”；只要是本届领导主政，当然总是“历史最好时期”，总有“重大历史性突破”，总是创造“前所未有的历史佳绩”，“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欢欣鼓舞”。

    所谓“抢位子”，表面看不是抢官儿当，而是抢某句话、某个观点、某个提法的发明权。通常这种发明权又和“戴帽子”、“贴金子”联系在一起，一般的提法、普通的话语，谁先说，谁后说，都无所谓。只有又“高”又“大”的提法由自己首先提出来，而且非常幸运地为领导所接受、所采纳，甚至写进重要文件中，从此成为大家不断重复和学习的“口径”，那就成了了不起的“理论贡献”，就可以因此加官晋爵，飞黄腾达。首发之位有如此诱惑，焉有不令人争先恐后拼命抢夺之理？焉能不叫人绞尽脑汁、语不惊人死不休？

    “高、大、早”不自今日始，更非今日终。远了不说，只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土跃进”、六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初的“洋跃进”，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亩产几十万斤的痴人说梦，超英赶美的狂热无知，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的天真幼稚，以至种种“目标、任务、指标、承诺”的落空，都殷鉴不远，可资镜鉴，需时时记起，避免重蹈覆辙。

    “高、大、早”积习既久、为害甚烈，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宣传思想工作者就整体而言渴望说真话、报实情、做实事；渴望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厌恶夸大其词无限拔高，甚至无中生有。热衷“高、大、早”，企图以此奔竞仕途、登堂入室、傲视群雄者只是其中极少数。但少数人的积习仿佛蜜糖，甜滋滋的叫某些领导同志十分受用，这就需要格外的清醒和理智。否则，“暖风熏得游人醉”，真的“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甫一露面，就极力倡导改变不良学风和文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讲话平实、生动，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说得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大实话、大白话，因而能深入人心、引起共鸣。我们应该从总书记、总理的讲话中受到一点启发，从中学习“短、实、新”的文风和作风，宁肯把话说小，而不是有意说大；宁肯把看法放在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中，而不是匆匆下结论；宁肯节制自己“先声夺人”的话语冲动，而不是动不动就来个“先入为主”。让事实说话、让群众说话，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出适当的声音、做出符合实际的概括和提炼，才是理智的做法。要以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对历史和时代负责的精神，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平实朴素的理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