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在实施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协调各方关系、建构政党形象与国家形象、强化历史记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利用重要节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借助纪念活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连通历史与现实的可行路径。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那么，抗战纪念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何作用？概而言之，抗战纪念能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资源、历史启迪和历史支撑，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抗战纪念涵养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抗战纪念能彰显国家富强对于民族存亡、人民幸福的意义，亦能诠释文明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企图在短时间内达到征服整个中国的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抗日战争实际上是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较量。“落后必然挨打”，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历史留给国人的惨痛教训，也是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基本认识。举行抗战纪念，将国人带回历史场景、保留历史记忆、反思历史教训，就不难体会国家富强对于民族存亡、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就不难感知国际竞争实际上是国家实力的较量，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和主动权，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如此，既有利于激起国民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望、民族振兴的诉求，也有利于凝心聚力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既涵养“富强”的价值目标，也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成为现实。

　　“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的概念，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是大国形象建构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融入国际社会、赢得国际社会认同的重要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文明进化的历史。从总体上而言，人类文明的进化是协调的，文明内部的发展是均衡的；但就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有时也会出现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进化不同步的现象，甚至造成文明之间的错位和失衡。比如，近代日本虽然物质文明进步了，但其国民性中由于武士道精神熏陶所养成的崇尚残忍、鼓励杀伐的基因挥之不去，成为对外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三光政策”等日本侵华的种种野蛮行为，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失去了基本的道德良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日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导致国家声誉下降，国家形象受损。举行抗战纪念，再现日本侵华的野蛮行径，可从反面使国民感知恪守人类文明底线、坚守人类文明准则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性，感知做文明人、行文明事对于国民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从而涵养“文明”的价值目标，建构文明大国的形象。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崇尚和谐，追求和谐，视和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倡导国家关系之和、民族关系之和，“协和万邦”的古训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国际关系的向往和期盼。近代日本民族则与此相反，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严重的资源缺乏，造成了好战喜斗的民族性格，将战争作为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带来了剧烈的心理创伤。举行抗战纪念，可使国人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时空，触摸战争的场景，感知战争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苦难，体察国家关系和谐、和平国际环境对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价值，升华对于和平的向往与坚守，为涵养“和谐”的价值目标提供历史佐证与历史支撑。

　　抗战纪念涵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抗战纪念能表达自由的价值，彰显正义的力量，体现法律的威严。

　　日本侵华的历史，也是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在台湾地区，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在东北，东北人民受尽奴役和摧残；在华北，华北人民失去基本人身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通过抗战纪念，回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可使全社会感知自由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价值，形成全社会尊重自由、追求自由、保护自由的自觉，以涵养“自由”的价值取向。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将最终赢得胜利，这是战争的一般规律。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践踏中国主权、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非正义战争，因而遭遇国际社会的谴责，“失道寡助”；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因而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得道多助”。日本战败投降和中国抗战胜利，说明正义将最终战胜邪恶，这是人类正义的胜利，充分显现了正义的力量。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5名战犯做出有罪判决，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举行抗战纪念，呈现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场景，可让国民感知正义的力量，明察正义对于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从而有利于涵养“公正”的价值取向，形成崇尚正义的社会氛围。

　　抗战胜利后，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外，国民政府还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使其最终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些大规模的军事审判，都是基于国际法准则而进行的，在伸张正义、将战争犯罪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彰显了法律的力量和法治的作用。法治是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举行抗战纪念，让民众了解战后依法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系列审判，充分显现法律对于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善用法律的社会氛围，从而涵养“法治”的价值取向。

　　抗战纪念涵养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抗战纪念能使民众感知爱国主义的力量，体察敬业的多维表征，也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建构。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抗日战争精神的主线。在日强我弱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胜利，主要靠的是由爱国主义所激发出来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彰显了爱国主义的光辉。举行抗战纪念，让国民回溯海内外中华儿女种种爱国壮举，深思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可使公民体察爱国主义的力量，感知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爱国、什么是爱国、如何去爱国，这是涵养“爱国”价值准则的重要资源和方向指引。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不同层面诠释了敬业的丰富内涵。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抗日将士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是敬业的最高境界；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等行之有效的作战方式，是根据地人民在抗日实践中的创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民群众的敬业；白求恩作为加拿大的医务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挽救了无数伤员、病人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国际友人的敬业精神。举行抗战纪念，呈现不同群体的敬业情怀，可使公民从历史中感知敬业的意蕴和方式，从而涵养公民个人“敬业”的价值准则。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有着近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即使在日本侵华期间，征战中国的部分日本士兵，良心发现之后，有的参加了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等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积极对日本军队进行宣传战、思想战，激发了广大日本士兵的思乡、厌战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日军的土气；有的自动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或直接在中国军队的作战部队中参与对日作战。战争结束后，日本不少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能正确对待历史，反思日军侵华的罪行，并为当年日军犯下的罪行道谦，致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举行抗战纪念，是为了总结过去，放眼未来，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是激起中日之间的民族仇恨。本着这样的态度举行抗战纪念，呈现中日友好的历史事实，利于涵养公民个人“友善”的价值准则。

　　总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清醒剂，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智慧。抗战纪念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选择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机和载体时，不能忽视抗战纪念的作用；抗战纪念应结合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进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融入抗战纪念之中，以彰显抗战纪念的价值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