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化民主”与“实质性民主”

    自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逐渐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世界各国人民为民主政治的确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但民主的理想还远未实现，依然在前行途中。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于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价值。但这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资本主义民主是不可超越的典范。如果确认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资本主义民主就不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完成形态，而是必然要被民主政治的发展所超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服从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逻辑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普遍无权”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法律上他们被赋予了各种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却被政治运作过程边缘化，导致“让少数人主宰一切，多数人被迫沉默”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民”，虽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指向了每一个人，但在普遍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面前，这种政治制度事实上和实质上所能维护的只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尽管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在局部上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调整，但这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奴役这一基本性质。正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达尔所分析的那样：“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引发了政治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从而限制了多元民主的潜力”。政治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使一些公民对政府政策、决定和行动的影响比另一些公民大得多，形式上的“一人一票”掩盖了实际上的金钱政治，形式上的多党“公平竞争”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就使民主的道德基础和公民的政治平等遭到严重破坏。这样的民主显然不可能真正具有民主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因而只是一种“形式化民主”。

    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为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从而能够把民主政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基本制度上始终坚持公有制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灭了造成阶级分化、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坚持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依法制约和监督国家公共权力的民主权利，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加强民生建设，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合理限制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防止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摩擦或社会冲突，而且在于不断深化和扩大人民群众的实质性自由与平等，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充分的社会条件。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一些迷信西方民主政治的人，往往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制度形式视为民主政治的实质，因而倾向于用是否采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形式，来判定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例如，有人看到中国没有搞西方国家的那种议会制、三权分立和多党竞选执政，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或者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指数很低。这种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根本差别，以及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这两种社会的民主政治在制度形式上的根本差别。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区别，它不是仅仅在形式上宣称“人民主权”，而是在实质上使人民真正成为主权者。只有这样的民主才真正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它不只是在特殊内容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而应当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的历史形态。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质性民主，客观上就必然要确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国家机器始终不渝地成为全体人民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工具。而在现代政治形态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是必须通过政党制加以实现的，这就必然要求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政党，而不是代表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党，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保持领导地位或执政地位。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无疑是涉及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依据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思维框架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这个前提，因而许多西方学者和少数追随西方政治制度的人，特别迷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选执政的制度，并将其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他们完全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党制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多元存在形态。无论政党竞选多么热闹，其最终结果都必然是资产阶级政党垄断国家政权，所谓“人民主权”不过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统治的政治幻象。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代表，它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在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它的执政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保障。因此，从政党制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不是一党和多党的区别，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政党和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基本利益的政党的区别。如果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就会变成一纸空谈。

    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始终不渝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始终不渝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治领导的根本原则，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自身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的实质精神。因此，始终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政治优势和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依据，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比拟的。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生命线。

    社会主义实质性民主的制度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实质性民主，决定了它在制度形式上必然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从而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宪法确立的。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地位，并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为宗旨，因而在实质上真正具有民主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其次，我们不搞西方式的议会制度，也不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而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强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确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协商民主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当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在发展中还面临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规则来限制和监督公权力的行使，避免产生和形成用公权谋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调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政治实践中，一方面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腐败行为；另一方面，颁布和实施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严格规范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这一切表明，党的领导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能够依靠人民群众造就出完善的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制度体系，并以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形象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实质性民主的道路。坚持走这条道路，必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但一定会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