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年前，内地的一位老经济学家就认为正在“赛跑”的是改革与革命。老先生的这番言论无非是想提醒诸公，如果不主动不果断地实行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被动式的接受“生产力的造反”(毛泽东语)。而所谓“生产力的造反”其社会学上的意义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这种“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提法和阐述虽然非常醒目，但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人们的一般认知水平与理解程度上说，都存在着语焉不祥的模糊之处。因为中国自30多年前开始的大规模的改革，从深刻触动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传统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讲，也完全可视为一场社会“革命”。如果我们承认“改革也是革命”(邓小平语)，那么，尽管改革与革命有着造成社会不同裂度的差别，但毕竟只是数量级的差别，并没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赛跑”的双方并无根本差别，“赛跑”的提法岂不成为了无的放矢的警示了吗?

最近出现的新一轮的“赛跑”说，则把“参赛”双方做了根本性的区别。对手一方仍为“改革”，而另一方则变成了“腐败”。在不久前召开的达沃斯年会上，一位中国学者把他过去提的看法完整地做了表达。他的这一观点，简言之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腐败与改革正在赛跑”。在这场“赛跑”中，如果改革获胜，中国将步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坦途，国家幸甚、百姓幸甚。相反，如果让“腐败”获胜，不但国家危如累卵，就连我们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乃至生存环境都会受到巨大的侵害。

也许有人会问，在我们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真的存在“腐败与改革赛跑”这样严峻的现实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中国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来加以举例说明。

众所周知，政府，是一个国家内最大的单一消费者，购买力非常大。政府采购，就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为了节约和有效使用资金、买到真正物有所值的物品与服务，同时引领和扶持自主品牌的企业，中国自本世纪初开始，经过周密酝酿筹划和试点，正式开展了以非盈利性、公开性为特点的规范化政府采购。事实证明，这一行动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布局以及公众生活环境都在产生着愈来愈大的积极影响。应该说，实行政府采购，是中国财政事业的重大改革，也是中国改革总格局中一个亮点。

然而，令人有些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样一项充满希望，造福国家泽及百姓的事业，就是这样一项公开透明有着严格招投标要求，被喻为“阳光工程”的事业，仅仅全面开展近10年，就不断传出负面的“变味”消息。一些法律盲区的存在，为一些 “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阳光采购”不“阳光”，还不断滋生出腐败。一些厂商对媒体说出了个中原由“一些地方政府搞的采购竞标，其实比的根本不是价格、不是质量，而是关系!买的东西次一点，供应商赚一点，回扣拿一点是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三点’规律。少数负责采购的公职人员甚至还和供货商‘共谋 ’赚取差价。”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点轻描淡写吞吞吐吐，但在这战战兢兢的言谈背后却是对这一新兴事业中“潜规则”的无奈与愤怒。难怪，近年来政府监察部门和党的纪检部门都会把政府采购与工程建设、金融服务、房地产等一并列入了“最易发生腐败行为”的几大领域之一。

一项好端端的改革竟被贪腐者搞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一项充溢着阳光本该沿着公正公平大道发展的改革举措竟被引向了黑幕重重的潜规则。只要想想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难道不是俯拾皆是吗?

与之相“媲美”的还有那些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国家事业单位。它们的所谓创收，说到底就是变相地利用权力揽钱发财。通过行业考试、业务培训、质量评估、开会研讨、资格认定、出书发证等等花样翻新的手段，获取高额收益。人们对这种貌似服务实为敲诈的聚财敛财之道，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谁都知道，这些所谓的事业单位实际上是主管部门的藏金库、摇钱树，是头头脑脑们获取巨额灰色收入的主要渠道。谁截堵了这条“创收”之路，就犹如断了领导们的活路。谁有这般胆量?!至于说到这些事业单位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自然更是心照不宣。行政主管部门之所以把一部分行政权力给予下属，除为了“五马分肥”之外，难道真有“服务基层”的作风转变和改进工作的真情实意吗?

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最现实版的改革与腐败的“赛跑”。对于这种“赛跑”，孰胜孰负，诸公能够立即得出结论吗?即便是能够做出某些判断，其结论恐怕也不会太乐观。是的，如果当我们在各大网站搜寻当日新闻时，扑入眼帘的总是大大小小贪官被查处的消息，我们还能够乐观吗?当我们几乎每天都耳闻目睹各种无奇不有的腐败现像时，我们还能舒展眉头吗?当我们看见那些薪酬有限的公职人员，却心安理得享有着比所得收入高出数十倍的贵族般的生活水准时，我们还能感到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吗?

事实上，官场的这些显形或隐形的腐败具有极大的弥散性。它毒化着社会风气，颠倒了是非标准，腐蚀着道德底线，扭曲了做人准则。拜金主义与权钱交易一旦受到社会无奈的默认，“官腐”就必定迅速扩展为“民败”。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公众会因为对腐败的痛恨进而转向对以往一切改革的怀疑与否定。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但改革开放的成果难以为继，改革开放的进程也会出现局部或整体的逆转，就连国家政权的基础也会出现沉降甚至瓦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腐败的汹汹来势和它所造成的深层次的社会危机。

然而可悲的是，就连一向走在反腐一线、充当反贪先锋的新闻舆论界也出现了反腐疲劳症，甚至出现了为腐败开脱的“必然论”或“适度论”。主张“腐败必然”和对其应“适度容忍”的奇文与奇谈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大规模“腐败现像”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有腐败，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都有这么一个腐败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数量多数额大也就可以想见。目前世界上那些在廉政排名榜靠前的国家，都是一些发达国家，这也说明发展与腐败的长消同步。令人惊愕的是，持这种论调的人竟然还对当前中国公众对反腐败的强烈呼吁做出了极为荒谬的解释。他们认为，腐败现象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痛苦感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过去把公职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标准定得太高了，无形中抬高了老百姓对清廉为官从政的期望值。而期望愈大失望愈大，由失望引来的痛苦感也就愈强。按照这种逻辑，人们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反腐不力多有不满，并不是因为腐败本身的存在，而是因为人们抱有错误的评判标准和近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是由于人们对腐败的必然性和适度存在缺乏理性的认识与容忍。腐败“必然论”和“适度论”之所以荒唐，其基础就在于炮制此观点的人认定：在今日之中国，“根治腐败的条件并不具备”。

这种为腐败公开辩护的言论，尽管说明了今天思想界的混乱甚至堕落，但也从一个角度证实并警示着人们，反腐败的斗争将会多么艰巨、尖锐与复杂!

因此，笔者以为，一切对国家对民族负责，其实也是对自已和家庭负责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白：在“腐败与改革赛跑”这种大背景大形势下，我们必须护卫改革、助推改革、力促改革，增强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节奏与速度，使改革在这场“赛跑”中拔得头筹、取得完胜。而这里所说的“护卫”“助推”“力促”“增强”“加快”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应针对的靶子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不受公众监督，缺少权力制衡，任意挥霍国家财力，无限加大社会运作成本，并且为中饱私囊者客观上提供了可乘之隙的体制缺陷与制度漏洞。

针对腐败、瞄准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改革;是最得人心、确保社会稳定的改革;也是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改革。官场腐败的基础是权力的支撑，是对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依靠。根据中国国情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放利让权、藏富于民、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对这两大权力进行重新界定与严格监督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也是最急需的内容。而要实现这一基本内容，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执政党和国家的决策层要进行坚决果断周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就是要努力推行更加广泛的社会民主和更加充分的舆论监督。社会公众强烈的反腐诉求，正是中国的改革可以乘势而上突破瓶颈的有利时机。上下通力，可以断金。只有加速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才能遏阻腐败，也才能护卫住以往的改革成果。笔者相信，在合理科学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下，在不断扩大和完善的现代民主所拓展的巨大的自由空间中，中国社会生产力依然具有继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广阔天地。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改革事业还将会披坚执锐，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走向复兴的活力之源、腾飞之翼。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关于“赛跑”的话题。归根结底，在这场腐败与改革的无形的“赛跑”中，改革(我这里说的是“真”改革)能否胜利其实就意味多数公众是否能够胜利，是否能够享有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如果让腐败取胜，则是极少数人的获利，是中饱私囊者的饕餮盛宴，那无疑会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哀。温家宝总理近日说过这样的话__“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这是细语，也是雷鸣。笔者相信，真正的改革者，就是真诚而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维护多数利益的人。

这样的改革者必会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