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汤显明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重申廉署绝对没有领导“递条子”事件，表示在查特首曾荫权案件时，与被查者有私人关系的专员须回避。汤显明称，廉署不会对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社会地位的人特殊照顾。他还否认许仕仁及新鸿基案在曾荫权任期内被延缓调查。

    汤显明说，香港廉署最重要的是独立，不受任何人的管制。对于领导“递条子”的事件，我在廉署五年，可以很简单、很坚定、很明确，没有，不会有，我也不相信执行处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去将一件应该做的事不做，ORC（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不会容许，执行处做任何案件，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独立做完，有其他人知道，它是要经过集体的讨论，只要任何一个人来拉一拉那个警钟，想令人们不做当做的事情的人，就会非常麻烦。

    如此之坚决果断，让我大感敬佩之时，也不由得有些惊讶。能不能顶住领导“递条子”、“打招呼”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香港廉署，领导连“递条子”的事都不去干，也没有干。

    反观我们内地，显然大不相同。在内地，当我们有关部门开始介入腐败案件时，最头疼的恐怕就是领导“递条子”、“打招呼”、“讲人情”等等，此种压力非一般力量可比。

   于是，本来一些简单或低级别的腐败案件，也要考虑排除干扰，要么异地办案，要么提高一个级别办案。但是不管怎样，这其中的领导影响力不可估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决定一个案件的查处与停止。

   但是为什么在香港廉署就没有这种事件发生呢？即使是曾荫权在任时，也没有出现延缓调查的事件，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至少有三点：一是关于反腐败立法的问题。对于香港来说，诞生于30多年前的《防止贿赂条例》，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法宝，其中两项特殊反腐政策尤其为人津津乐道，任何政府的雇员如果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而又无法提出合理解释，即属违法；任何政府雇员未得到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或一定数额的贷款，即使没有贪污动机的证据也属违法。

    二是关于香港廉署的独立地位机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各种世俗、权力的干扰，同时又有一整套机制来约束廉署的行为，防止其权力过大引发的腐败问题。

    三是关于反腐败意识的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也是贪腐严重，引发了群众的极大不满，后来才有了香港廉署。在这一系列的反腐败行动中，反腐、肃贪得到了广大香港人的拥护与支持，形成了极大的共识。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2011年，香港在全球183个地区排名高居第12位。而这一次，他们同样把调查指向了前任行政长官，也是他们的上司，至少也说明了香港人捍卫廉洁之都的共识。

    当我们内地有人还在说什么适度腐败论时，甚至有人说腐败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等论调时，我们也许能够从香港的实践收获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