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经济仍面临许多重大挑战，经济复苏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特别提款权进行每五年一次的例行审查。在此背景下，本次陈述聚焦于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以及IMF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我也会阐述中国为使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可自由使用作出的最新计划。

1.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

全球经济增长仍旧停滞在较低的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复苏进程仍旧不均匀且脆弱；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则受制于国内外的不景气。往前看，全球经济同样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挑战。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分化的货币政策、频繁波动的油价、以及不断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引发另一轮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此同时，人口的压力和经济风险承担的不足——尤其是的投资不足——可能持续的拖累长期经济增长。因此，这需要各方实施综合的、强有力的政策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

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立场应当总体保持积极，并充分考虑到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反向溢出效应。美国应该就其货币政策立场持续保持有效的沟通——考虑到因此可能带来的长期适应副作用——对于维护稳定的财政体系和促进增长潜力来说，国内的调整是需要的。对于日本，为了提高增长预期和财政的可持续性，结构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以避免加重货币政策的负担。对于欧元区，最新的货币政策效果必须被认真监视，并且危机后遗症也必须得以解决以促使经济复苏。结构改革应当继续推进，而财政政策立场必须在支持经济增长和维持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做好权衡。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巩固或者提高他们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任何仍旧存在的宏观金融脆弱性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来快速解决。就拿低油价带来的机会来说，财政体系的设计应当以环境友好型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与此同时，结构化改革和转型的努力必须坚持，这样才能促进商业氛围，提高包容性，应对人口压力，并促进贸易与金融的一体化。

为了维持坚定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增长，除了本国的努力之外，多边的努力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应该激活多边贸易条约，而且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实施政策的连贯性，应当努力推进搁置已久的金融监管改革议程。与此同时，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应当持续加强，可努力的方向包括解决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最后，多边组织应当加强他们在改变全球经济前景方面的表现，并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与其他国际组织保持紧密合作。

2.中国经济和政策

中国经济已经转入新常态。经过对后危机时代刺激结果的持续结构调整和消化，中国实际GDP增速从2013年的7.7%滑落到2014年的更可持续的7.4%，再到2015年一季度的7.0%。然而，由于不断推进的城镇化，消费升级的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崛起，整个经济体创造就业的能力保持平稳，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双向波动机制的形成，经常账户盈余增长缓和。与此同时，通胀压力保持在较低水平——CPI数值从2013年的2.6%下跌到2014年的2.0%，并进一步下跌到今年一季度的1.2%——由于食品和石油价格进行了调整。尽管不良贷款比率有所上升，银行部门仍旧处在较好的状态中。

中国的宏观金融环境保持稳定，但经济面临一些下行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将继续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确保合理的信贷增长和流动性，与此同时，促进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包括减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地方政府的财政规范将保证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将将对非银行融资保持警惕，通过持续的加强监管框架、实施合适的宏观审慎措施，以尽可能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政府也将继续实施差别性住房按揭政策来支持合理的住房需求，并通过其他相关措施提升家庭消费。

中国政府将会继续深化改革，加速结构性调整，并对推进依法治国给予足够的关切。值得关注的特别是，金融和汇率的改革将会持续推进，包括通过：（1）加速利率市场化；（2）进一步增强人民汇率弹性；（3）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兑换和人民币更自由的使用，并进一步放松外汇市场管制；（4）继续努力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与此同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将会使得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并与全球经济融合，城镇化进程、户籍制度和财政改革将继续展开。环境保护将得以加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土地改革也会实施。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对商品出口造成压力，旅游消费放缓，以及本地需求萎缩，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经济增长温和，2014年实现2.3%的年同比增长率。劳动力市场保持在充分就业状态，其第四季失业率维持在3.3%的较低水平。由于全球通胀较为温和，本地成本压力下降，潜在消费物价指数趋向于更低的3.5%。往前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预计在2015年将增长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并且物价上涨压力将保持在较低水平，潜在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预期将以平均3%的速度增长。

在2014年上半年增长了10.5%后，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在2014年下半年缩水了10.2%，这归因于旅游服务出口的急剧下降。2014年全年，澳门经济轻微收缩了0.4%。失业率稳定在1.7%的较低水平，而通胀率相对较高，达到了6%。2015年，在较低的产出增长的情况下，澳门特区经济将继续经历调整过程。

3.IMF的作用

为了支持多边主义并保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基于份额的机构——需要具有代表性和拥有充足的资源。为了避免进一步破坏基金的合理性，我们敦促美国尽早批准2010年的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任何中间步骤对于2010年改革目标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进步，而不是替代改革本身。我们也会呼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努力在最后期限2015年12月15日前完成第十五次关于份额和份额计算公式的一般性审查。这个审查将强化SDR在全球多边经济中所扮演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各成员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维持近年来来之不易的收益，我们鼓励基金组织继续加强其监测工具箱。尤其是，我们认为在IMF的工作中应该更加重视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的溢出作用，另外，任何关于评估储备充足情况和外汇市场干预的提议只能在寻求到共识以后才能实施。当然我们欢迎基金组织进一步深化其对金融行业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以及主要国际贸易问题等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同意，鉴于资源的约束，基金组织应当坚持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开展活动——包括分析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调动国内资源，推动国际融资支持——以及继续和包括WTO，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在内的其他相关机构保持合作。

为了维护全球包容性的增长，我们支持基金组织继续对低收入国家（LICs）提供全面的支持，并且对减少全球贫困做出贡献。我们很高兴看到对于“减少贫困和增加信任” 机制（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Trust (PRGT)）的贷款免除利息，并给予为期两年的延期。与可持续性豁免相一致的是自我可持续性的信任。我们也非常欢迎对于给埃博拉严重的国家提供第二轮优惠贷款的条款，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突发灾难遏制和救济信托”（Catastrophe Containment and Relief (CCR) Trust）。关于IMF资助的公共债务限额政策改革将会提供给低收入国家更有弹性的使用优惠和非优惠性贷款，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该项方案应该以更加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实施。

4.中国的计划是使人民币更可自由使用（more freely usable）

今年，基金组织将会进行每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审查。本次审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币是否将被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中。

一个评判SDR篮子货币的标准是该货币必须“可自由使用”，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中国第一次提出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进行了重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朝这个目标稳步推进，尽管期间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不良影响。2015年是SDR审查的年份，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中国打算展开一系列有目标的改革，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一个历史概览

在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国设定了“逐渐将人民币变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目标。在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可自由兑换，并且宣布中国将寻找机会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然而，这一进程却被随后不久即将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耽搁。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再一次明确了“逐渐将人民币变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目标。

此后，推出了很多简化外汇管理和促进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的措施：人民币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方面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可自由兑换；对贸易融资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对非居民债权（trade credit and trade-related claims on nonresidents）已经采用注册制（registration-based management），只有对外债务仍旧采用配额管理（quota management）；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已经被引入和改善。

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再一次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打断。与其同时，由于缺乏硬通货（hard currencies）和主要货币的波动性增加，很多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了。作为回应，中国开始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促进人民币的使用；以一种合理且有秩序的方式扩大人民币在跨境金融投资中的使用，包括允许外国机构投资本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持续深化双边货币合作，与2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定发展，在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人民币清算银行。这些步骤不仅支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发展，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

在2011年，“逐渐将人民币变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重申。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中国将寻找机会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的进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2013年建立。在2014年一下半年，沪港通（the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成功的开展，预示着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重要一步。

当下，只有少数资本账户项目完全不可自由兑换。根据IMF对资本账户交易的分类，40项中的35项全部或者部分实现了可自由兑换，只有5项仍旧完全不可自由兑换。这五项主要涉及到个人跨境投资以及非居民在本国市场发行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因此，中国离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的目标不远了。

中国为使人民币成为一种更加可自由使用货币所作出的计划

在2015年，在进一步促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使人民币成为一种更加可自由使用货币的目标指引下，中国计划开展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将针对目前资本项目下仍不可兑换的项目展开。

首先，中国将为个人投资者跨境投资创造渠道，包括开展具有试验性质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dividual Investor，缩写为QDII2）计划。第二，中国将引入深港通（the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非居民也将被允许在本国市场上发行除衍生品之外的金融产品。第三，外汇管理在多数情况将取消事前审批的要求，有效的事后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将建立。第四，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方便海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第五，通过扫除不必要的政策障碍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努力进一步便利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第六，采取必要的步骤健全风险防控。

值得指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正在努力找机会实现的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不再是基于完全或可自由兑换这样的传统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从全球金融危机吸取了经验，中国将采用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在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之后，中国将继续管理资本账户交易，但很大程度会以转变过的方式进行，包括使用宏观审慎方法限制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维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环境安全。中国将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保留资本项目管制：

首先，涉及到洗钱、对恐怖主义进行融资、过度利用避税天堂的跨境金融交易，都应该受到监控和分析。这一实践行为也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

第二，新兴市场经济体仍旧需要对外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私人部门过多的外债和货币错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各国需要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宏观审慎的方法在必要时的时候应该在管理外债的时候使用。

第三，中国将在合适的时机管理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然而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期和长期资本流动将被解除管制。这也是IMF的建议。

第四，国际收支统计和监测将会加强。正如IMF建议的那样，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当非常规的国际市场动荡或者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时，各国可以暂时采取资本控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