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自贸区的经济学者聚在了一起，共同为自贸区建设“把脉”。

自从2013年9月我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成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自贸区申请热。多地相继传出“我们也要搞自贸区”的传闻。

2014年12月，这些“传闻”被一一坐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对已有的上海自贸区进行扩区。

很多人对此感到纳闷，在上海试验仅一年多、效果尚未充分显现的基础上，中央为何急于上马另外3个覆盖面积更为广阔的自贸区？以上4个自贸区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否会因为同是自贸区而形成同行“无序竞争”？

今年1月，上海市长杨雄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上海要在自贸区制度创新方面保持先发优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推进。但在学界，不少经济学者却认为，自贸区后来者反而具有“后发优势”，“它们一来可以复制上海已有的创新制度，二来还能结合各自的特点搞新的创新。”

令多数人感到不解的是，自贸区既不能突破土地红线，又非政策或者税收洼地，大家究竟在争什么？为什么都急着要建自贸区？

轰轰烈烈申办 却并不了解情况

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当多地政府都在轰轰烈烈申办自贸区、要求建设自己的自贸区时，那些原本“应该比政府官员更激动”的企业家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冒”。即便他们身在自贸区之中，或离自贸区很近。

近日，在由复旦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大学（SMU）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复旦-新大国际论坛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表示，他所带领的团队此前针对厦门自贸区建设问题，在企业家和政府部门中做过调研。调研结果是，在厦门这一自贸区前沿阵地，不仅企业家不知道自贸区是干什么的，就连很多政府部门对自贸区建设情况也并不太了解。“比较清楚的是商务厅、管委会等，很多部门都不清楚自贸区要做什么。”

而厦门的企业家，朱孟楠用“一头雾水”来形容他们目前的状态。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自贸区是干什么的？我去自贸区发展能得到什么？”但他们所得到的反馈却并没多大鼓舞作用。

“这说明顶层设计非常好，但与某些社会部门、尤其是企业联系不够。”朱孟楠建议，自贸区做顶层设计时，应当邀请大企业来共同参与，“自贸区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当地领导层有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有的话，是不是普遍性的？还是只是你有，我没有。”

同样的问题，在已经“试验”了1年多的上海自贸区也存在。

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徐明棋说，上海的很多企业家也还在“坐等商机”，“去企业问问，他们并没感受到多大力度的改革。”

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太难，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贸易便利化措施“单一窗口”为例，现在进入自贸区“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的政府部门仍相当有限，“该进的很多还没有进。”徐明棋曾应邀参加过上海市政府的一次会议，市领导明确要求到2015年年底所有部门都要进入自贸区“单一窗口”提供服务，“不进的要打报告给市里，说清楚理由。”

再比如金融改革方面，上海鼓励各个银行在自贸区开设“自贸账户”为客户提供便利。“每家银行交上来的各种法规、条例就那么厚厚一沓。”徐明棋用双手比划出大约25厘米厚的尺寸说，“那天座谈会，每家银行都能问出十几条专业的金融操作问题，它们跟很多政府部门一样，除了上海的属地管理，还要接受垂直管理，很难协调。”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尹晨介绍，上海自贸区今年已经新成立了政策研究局、协调局和对外联络局3个局专门负责解决上述政策制定与沟通协调的难题。

能否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

作为自贸区中的“老大”，上海自贸区一直坚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但在高校自贸区智库学者眼中，自贸区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福建还是要做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主线，自贸区围绕‘海丝’来做才有意义。”朱孟楠说，自贸区不应仅立足于可复制经验的推广，“这样档次就低了，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经验经过若干年运作，形成规则，这个规则要跟国际规则接轨。”

“国际规则说”的背景在于，美国当前正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两翼，意图构筑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格局。而上述两个协定，均未将中国纳入其中。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同朱孟楠的观点，他说，TPP和TTIP正开始对制造业国家造成影响，“以美国的南北卡罗莱纳州为例，他们的综合人力成本现在只比中国内地高30%，整个综合制造成本只比中国高10%。一件产品在中国生产如果是100元成本，在美国生产也就110元。”

如此国际形势下，邵宇认为，目前存在的4个自贸区，远非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已。“自贸区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玩儿，而是为了开放、输出。”邵宇说，这些自贸区，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他预计，现有的4个自贸区可能还不够形成完整的支点，“未来在云南、西藏、北部湾等方面有更多的开放举措，整体来说可以构起新的格局。”

而具体到上海自贸区，邵宇认为，其应当承担起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说，广东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在执行目前全国开放度最高的CEPA协定（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定），下一步，如果能利用CEPA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契机把香港的金融条件引入广东，“或许能从侧面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据悉，广东目前的对外贸易总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但其百分之七八十的贸易结算都不得不通过香港和新加坡，“广州南沙自贸区能不能把这个功能承担起来，推动制度创新，比如物流平台、贸易平台、对口仓储结合起来？”毛艳华说。

负面清单要不要年年缩减

此前，“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区政策中受争议最广的一个“槽点”。2013年，上海公布了第一版负面清单，共有190条内容，被众多业内人士吐槽“太长”、“开放度不够”；2014年，上海自贸区对“负面清单”作出了调整，禁止内容被缩减到139条，如此大幅度地削减负面清单内容受到舆论好评；到了2015年，有消息传出，负面清单将有可能压缩在100条之内，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复旦大学自贸区法研究中心主任龚柏华却对此次“负面清单”的修改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负面清单不能“年年改”，“不应该为了瘦身而瘦身。”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14版自贸区“负面清单”中，把“博彩业和色情业”删了，“当时舆论一片哗然，觉得这次改革力度特别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博彩业和色情业本身也不允许内资搞，所以没必要再放进针对外资的负面清单里了。”

龚柏华说，“负面清单”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舆论的期待而瘦身。

那么，能否让4个自贸区共享一张负面清单？

就在最近，有消息称，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区将在2015年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该清单正在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

对此，龚柏华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既然是“自贸区”，就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创新空间，各区可以以上海负面清单为基础，根据各自特色制定自己的负面清单。在各区清单不统一、容易形成无序竞争的问题上，他建议参照“最惠国”待遇引入“最惠区”待遇，即在某一单独事件中，参照4区规定中的“最惠”待遇执行。

关于如何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负面清单”之外，自贸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此前舆论广泛认为，上海自贸区28.78平方公里试验范围实在太小，最具商机的服务业开放没有用武之地。但经过扩区，上海自贸区范围已达到120平方公里，服务业开放的契机是否已经来到？

对此，徐明棋回应称，实际上，国务院规划的6个服务业开放项目，已经取得了初始效果。一家德国医院已经在自贸区注册，只不过还没有正式开业。

“允许进来，不等于说马上具备从事业务所需要的资质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这里涉及到中国一个特殊的审批制度，很多具体的问题，有待于相关部委把实施细则拿出来。”徐明棋说，在“拿出细则”方面速度比较慢，“乐观来看，（自贸区）第一年主要是政府管理体制、贸易便利化等改革，接下来一年，可以在这方面往前推。”

徐明棋说，外商目前对自贸区改革的评价相对政府部门内部而言要低一些，原因就在于他们瞄准了商机，但在进入后发现做起来还有很多困难。复旦大学教授程大中说，这种“企业慕名进入却不能干事”的尴尬，应当成为其他自贸区建设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