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多地基建投资排队上马。

“重庆近日与中铁建、港铁等企业签约1018亿元投资项目，下半年的重点还是要抓重大基建项目投资的落地。”8月14日，接近重庆发改委的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重庆的经济发展不错，与抓重大基建项目不无关系，“前几年投资重大项目开始见成效。”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这驾马车始终难以停下来。官方7月31日公布的上半年投资“成绩单”显示，包括棚改、铁路、水利等重大基建的投资对经济稳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在下半年工作重点中发改委明确称，将加快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

发改委数据显示，1-6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5.1%。发改委最近还撰文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稳投资。记者了解到，投资稳增长思路背景下，钱关依然是考验地方政府最大的难题。

基建投资加速

下半年基建投资有望继续加速，包括铁路投资和棚改投资。

今年3月初，四川上调投资计划，推出50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2.88万亿元，年度投资4151亿元；随后，广东省也推出3.67万亿元的重点项目，年度投资4500亿元，高于2013年的4200亿元；浙江、河南年度计划投资分别为6400亿元和1.2万亿元。

“这些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基建项目。”四川社科院林凌教授告诉记者，包括轨道交通、铁路、水利等。另据统计，目前各省今年重大项目的投资总额已高达6万亿元。

事实上，早在去年，多地就开始发力基建投资。比如，浙江计划提出，2013年至2017年，将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重大项目，带动固定投资10万亿元。

经济大省广东也将基建投资摆在了首位。“未来3年，广东将加快推进八大基础设施工程共460个项目建设，总投资2.95万亿。”广东省2013年印发的项目投资文件称。

中国投资协会预测，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将同比增长24%，成为近年来预测中比较高的年份。“去年是地方换届后的头一年，没有不重视投资的。”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说。

而进入今年7月以来，各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频出；其中，发改委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出了80个项目。而在审批权下放的同时，引发了各地的轨道交通建设潮，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规模将达到近6000公里，相关的投资超4万亿元。

“目前编制的基建方面的规划资金需求总规模数以万亿元计，一个规划从几百亿元到几千亿元，如饮水安全规划就有几千亿元。”发改委农村经济发展司司长高俊才在日前召开的一个会上表示。

发改委一位人士则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4576亿元，主要投向包括“三农”建设、重大基建等领域。“二季度经济微升，基建投资从20%升至24%是主要贡献。”海通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称。

优化投资结构

“河南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逆势稳增长，源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管全局、管长远的重大战略举措。”河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玲杰所长向本报记者介绍称，正是这些举措效应不断累积、叠加，才推动了河南省经济实现稳增长。

不过，据河南生发改委官员介绍，投资速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投资质量提高了，结构优化了。 “既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又要保证结构优化。”上述发改委官员说。

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以郑汴洛为中心城市群带动周围城市群发展。据了解，河南的经济发展注重抓了“三个区”，即中原经济区、粮食合营区、航空港经济实验区。

“在今年多数省份增长出现滑落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增幅，这不是某一个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是自2008年以来，河南省所推进的一些工作包括开放、带动、产业集聚区等方针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果。”王玲杰说。

“综合第一第二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据河南省发改委经济综合处的一位孙姓官员介绍，通过产业转移，中小型企业也对河南省GDP的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截至今年6月底，河南省中小企业单位数达到41.53万家，实交税金762.33亿元，同比增长19.9%。

依据国家产业转移规划，河南省各地正在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如郑州的汽车业、濮阳的家居产业、周口的鞋帽服装业等，都是承接产业转移过来的。另外还注重招商龙头企业，比如富士康的入驻。

相比之下，高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地方则需要更多的考量。

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的地产投资占固投比重均超50%，分列前两名。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发达地方工业投资比较少，房地产投资占比也就比较高。

也有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地产投资比重也很高，原因是大量的房企扎堆发展旅游地产，如海南、云南的丽江、西双版纳等。

地方缺配套资金

本报记者采访获悉，在“稳增长”项目提速的背景下，地方资金配套压力骤增。对于重大的基建项目，业界担心的是建设资金的筹集。

“在部署经济工作时，云南就特别指出要多渠道筹集项目资金。”据云南省经济研究院院长段钢介绍，云南为融资难题开出的药方是：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解决资金问题上，更多的地方不得不再次重启土地财政模式。

“基建项目受资金困扰的不在少数。”8月14日，西部某省一位招商局长向本报记者直言，如何更好落实基建项目的资金问题，可以说是地方遭遇到的最大难题。

另一现实问题则是，“一部分中央财政资金被闲置，甚至按照规定留在下一年再用，这要从制度上加大财政拨款体制的改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曾康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地方没有配套资金，一些重大的项目就要搁浅。

“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管理很严格。”一位发改委系统的专家介绍称，由发改委下达项目投资计划，随后财政部下达项目资金计划，这些工作完成后，财政部将该项目的资金拨款到地方财政，由地方财政将资金划入企业账户。

“各类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非常复杂。”据一位在四川工作的公务员介绍，专项资金使用意见由分管市长和发展计划局签署意见后，报局长签批后下达指标通知单，国库股办理拨款业务。

“这未必都和项目的进展同步。”重庆渝中区财政局一位官员对记者坦言，预算与执行往往有很大的时间差。财政部也曾表态采取措施，严格规定中央部门决算批复的流程、内部职责分工和时间表。

而就算中央预算落实了，但各地的债务较严重，项目的配套资金筹集也很艰巨。按照投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一个新项目要上马，必须得先有20%至40%的项目资本金才可以申请贷款。项目若集中开工，需要大量的配套资金，而如何筹集配套资金，正困扰着地方主政者。